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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技校开设“学前教育”:一所首都职校的自救

发布日期:2021-01-01 15:36  发布人:admin

  当技校开设“学前教育”:一所首都职校的自救之路北京的职业教育呈现出许多怪相:一边是拥有全国最优质教育资源的职业教育,一边是渴望摆脱“技术工人”称号的学生;一边是国家不断推行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,一边是在关停边缘挣扎的职业学校。

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是职业学校学校挑选最优秀的学生。可不知从何时起,北京的职业学校关的关,没关的,也成了差生走投无路才会考虑的最后出路。

  翻看2021年金隅科技学校的招生简章,会发现一个魔幻的细节:这所职业技术学校最火爆的专业,竟然是学前教育。

  开设专业5年,今年的报录比就到了惊人的8:1,招生办的王老师告诉记者,由于报考的学生太多,为了优中选优,他们甚至把学生的外貌形象都纳入了筛选标准中。

  学校大门不远处,就是一个蓝顶白墙的标准数字控制车间。推开车间门,扑面而来一股浓重的机油味,像是直接刺到了喉咙眼,呛得人有些难受。在这个巨大机械贮藏室的尽头,是数控19级1班的同学们在上实操课。

  班里一共只有七个学生,从远处只能隐约看到几个蓝色的人影浮动,把这个300平米的车间衬托得格外宽敞,甚至有些空荡。

  这是个短头发圆眼睛的女孩,班里的另一个女生偷偷告诉记者,她不上课时也会画一点妆,是“谈了朋友”的。眼前这个尚未成熟的身体被厚厚的蓝色工作服裹住,脸庞还有些稚气未脱,娇小的身量衬托地车间实习生活似乎“苛待”她了。

  谈起当初为何会选择学数控,李想的表情有些窘迫:“失误。”她的声音细得抓不住,“当时考试没考好,爸妈给我选的。”

  她不是班里唯一一个只是因为成绩不好来到这里的。相反,真正抱着对数控的热情来学习的“好学生”只有一个。其余六个都是和李想一样,听从父母意愿,报个看起来有发展前景的方向凑合学的。

  专业课对他们而言算不上简单,也未必学得明白那些繁琐的编程代码。只是硬着头皮学,盼着明年的3D打印课或许会有趣些。

  “毕业后想去工厂吗?”这个连报志愿都听从家长指挥的羞赧女孩用力地摇了摇头。她还是想努力专升本,虽然不知道以后能干什么,但她可以肯定不是在工厂造零件。

  七个孩子被送进学校培养五年,最终只有一个可能成为本专业所需要的技术人才,这种培养模式真的还有意义吗?

  其实老师们早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数控专业的老师刘阳只觉得无能为力。过去,这个专业的佼佼者能在全国大赛中斩获冠军,受到市长接见,一时风光无两;但如今更多人愿意选择航空服务等看起来更“体面”的专业,鲜少有人愿意穿着难看的工作服下车间了。

  学校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。刘阳曾是全国数控技工大赛的第一名,毕业后留校,教学经验丰富。他介绍,学校有先进的实操机器、半军事化的学生管理、优质的师资,甚至连上课用的机油都是3000多元一桶的环保机油。但这些也不可能在时代前行的潮流中力挽狂澜。

  刘阳心里也不清楚这个专业还能撑多久,或许有一天它会和当初的“王牌”焊接专业一样,被抛弃和遗忘。他只能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教。

  身处首都,金隅是最能领先感受时代脉搏的学校之一。建国初期,国家百废待兴,大量的建筑、铁路需要重新修建,水泥也就成为了最重要的支撑产业之一,琉璃河水泥厂内的一块空地也顺势被国家”钦定“,建设成为北京水泥技工学校,为水泥厂输送专业人才。

  刚建校时,师生们都有一股闯劲。在1956年到1968年的12年间,学校的实习工厂自主研发生产定型产品制袋机、球磨机,这些师生共同研发的机器持续为学校创收,在那个预算严重不足的年代,实现了“不要国家一分钱,实现经费自给自足”的先例。

  20世纪80年代,北京工业改革走在了全国前面,整个城市开始从消费型转变成生产型。当时的北京的工业发展规模以每年19 %的速度递增,涵盖冶金、矿山、化工、机电、制造、建材等行业,初步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。

  政府推动,企业百花齐放,国家需要更加复合的技术型人才,1978年,这所职业技术学校又从“水泥技工学校”摇身一变,成为了教授一系列更先进技术的“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学校”,这个名字,一直被沿用到了2009年。

  “我们原来招生特别容易,真正能考进我们学校的都是中考分数只差满分10分、8分的超高素质人才。”校史馆的董红梅老师骄傲地向记者介绍,B体育平台“即使过去国家有一批这类的学校,但提起我们学校,那才是建材老大哥,是真正为国家基础建设扛大旗的龙头学校。”

  馆内有个30多平的房间用来做优秀校友的展示,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一位国家顶尖的技术人才,其中不乏有工业局局长、五一劳动勋章获得者、工业研究所所长。

  董红梅说,这代表着学校勇攀高峰的精神,但细看山峰上的最后一个标注,停留在了2009年,这一年,中国最大的钢铁集团之一——首钢集团迁出北京——为了还北京一片蓝天。

  北京的各大水泥厂也一关再关,如今只剩下两个。曾经与金隅“骨肉相连”的琉璃河水泥厂,已经在几年前转型为了垃圾场。

  董红梅不太愿意提起学校2000年之后的变化:高校扩招已成时代潮流。过去被大学淘汰的学生依然是同龄人中相对优秀的一批人,现在,学生全挤到大学里去做人上人,他们在招生市场上抢不到一点线多年的老职工,她有些唏嘘,这只也曾游在招生链顶端的一条“鲸鱼”,如今追赶不上时代了。

  看起来是成功了,但在采访的最后,董老师叹了口气,说了这样的一句话:“不改革就得死,改了革我们也不一定能活。”

  2004年,北京市修订城市总体规划,不再强调“经济中心”,而是确定了“国家首都、世界城市、文化名城、宜居城市”的定位,产业结构调整为“都市国际化、经济服务化、区域一体化、产业轻型化”。换句话说,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都要离开。

  从技术转向服务,金隅的改革或多或少有着被动的成分。学前教育、养老服务等多个不该出现在“职业技术”学校的专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  被动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来。学校里关掉的旧专业,大批没有课上的老师被囤在学校里,成为了只有三四千元基本收入的“半失业人员”。新专业需要新老师,旧教师挤占着教师名额,他们又进不来。

  这些为迎合政策发展出新专业,虽然快速吸引了学生,可新瓶装旧酒的临时团队培养出的学生,如何与985、211高校出来的的天之骄子相比,学校心里也没底。

  2018年,《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》发布,根据计划内容,未来几年,北京将大大缩减职业院校的布局。东、西城区原则上不再举办职业教育;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区职业院校实施精准化办学。

  到改革结束时,全市只会重点建设10所左右的高水平职业学校,也就是把职业学校的数量缩减到原来的十六分之一。同时,北京的职业学校将不招收外地生源,转而增大北京的招生,这也意味着职业学校再一次拉低收生门槛,成为了“差生收容所”。

  不止是刘阳任教的数控专业快要招不到新一届的学生,那些彼时为学校带来辉煌的王牌专业也在招生时无人问津。为外交部提供技术工人的熔接专业,由于没有器材,早晨是在教学楼外面蹲着,拿着水管进行拼接组装练习。班级人数一度超过五十人的焊接专业,现在已经因为没有学生报考而停办。

  老师们都吊着心在进行每天的教学,他们疑惑又遗憾,很多专业技术在一五时期曾是国家支柱产业的后背力量,当一名工人曾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,为什么如今这些专业都要保留不住了?

  从数字控制到学前教育,学校为了“留下来”而改革。可这样的“留下来”,究竟是凤凰涅槃还是饮鸩止渴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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